阿宝在人群后面寻了个空隙,先站着看了两轮,接着不声不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两块的钞票放在“小”上。
周围几个人朝他侧目,在这种地方,一下子押两块钱算是大手笔。
骰子呼啦呼啦响过一阵,停下,那个有点抽肩膀的庄家掀开摇缸:“一二三,小!”
阿宝笑了笑,把赢来的四块钱拉到面前,下一把还是押“小”。又中了。
接下来输了一把,但又接连赢了好几把。
边上有人窃窃私语,说他今晚手气旺,阿宝充耳不闻,全神贯注盯着赌桌,赢了就笑,输了就皱眉。
走出工棚的时候,他衣兜是满的,赢了不少。
夜深了,天更冷了,路两边的矮屋连门都没关严,昏黄的灯裹着女人发腻的笑声从缝隙里漏出来。
他边抽烟边走着,几个女人鬼一样地从阴影里飘出来,七手八脚地上去拉扯他:“侬看这天多冷,进来暖暖身子,松快松快呀!不贵的!”
阿宝一把甩开她们的手:“死了滚。没钞票。”
他头也不回接着走,到路口,恰好赶上19路电车的末班。
他在康脑脱路的赌场接着赌,快凌晨时,赌场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,几个人哗啦一下冲进来,二话不说,掏了枪就往赌桌上拍。
赌客们以为来了强盗,一哄而散。那庄家吓得面无人色,刚要开口,外头又冲进来几个巡捕,一看桌上的枪,立刻也拔枪对峙。
双方剑拔弩张的,差点开火。
好说歹说,最后才弄清楚,原来都是“自己人”。只不过一拨是给日本人干活的,一拨是给英国人干活的。
阿宝看戏一直看到最后,步出赌场时,他边走边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1938年,阿宝每天只做三件事:倒货,赌钱,睡觉。
无数天仿佛都能当同一天来过。
其实倒货也只是为了能赚到钱去赌,除了赌桌上的输赢,他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头。
手头紧的时候,他去码头工棚里推牌九,摇骰子。
手头一宽松就跑去赌大的,回力球,扑克,甚至轮盘赌,赢了想赢更多,输了想翻本,总是不肯及时收手。
这么一天天过着,某一天,无意间瞥了一眼月历,他突然回过神来:已经1939年了啊。
对他来说,1939年和1938年也没有什么不同。
日子久了,他却发觉,大街上风气明显不一样了。
每条路上几乎都有日军的巡逻队,挎着枪伫立着,眼睛在每个人过路的人身上警惕地打量。
他到烟杂店买烟,看到大半排货架上挤着印着日文的胰子、洋火。
老板叹着气说:“不卖日货活不下去,卖日货又说不爱国。实在是难做。”
某一日,他在赌场,正赌到兴头上,突然一阵鸦雀无声,一抬头,看到一个穿西装的走了进来,从庄家到赌客,全都客气地打招呼,称他“李先生”。
然而等他一走,立刻就有人低声咒骂:“狗汉奸,给日本人当狗腿子。”
两天后的深夜,他从赌场出来,远远就看街上拦着铁丝网,几个日本兵挎着枪来回走着,一旁的便衣警察攥着名单,看到行人就拦住,上前一通搜身。
他想绕道,便衣警察伸手拽住他胳膊,二话不说,劈头就是两记耳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