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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36章 有限的信任（第1页）

对于陈树生而言，那些言语中隐约流露出的信任——或者说，是那种将棘手的攻坚任务，特别是那些对付坚固机枪阵地的血腥活计，默认为可由他全权处理的默认——他对此从未表示过否认。

打击敌人的机枪阵地，这并非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哲学问题，而是一个纯粹的、关乎效率与成本的战术抉择。

在他的战场经验里，各种各样的方法早已被血与火反复锤炼，磨砺成清晰的轮廓。

没有哪一种策略是凭空臆想而来，它们都是从那些“活着回来的人”口中，带着硝烟与恐惧的味道，一点一滴地抠出来的现实；也都是从那些“没回来的人”留下的残破装备里，带着沉默的哀悼与冰冷的教训，一寸一寸地分析出来的真理。

在他看来，对付这些钢铁堡垒，最稳妥、也最不浪费生命资源的路，从来都是把沉重的担子，毫不犹豫地交给后方的炮兵。

这是一种将生命风险从前沿转移到精准计算的策略。

它无需让步兵猫着腰，在呼啸的弹雨中，以血肉之躯一步步往前挪动，去奢求一个微乎其微的运气。

更不用去赌谁的意志足够坚韧、谁的神经足够粗大，能够在贴近敌方火力投掷范围时，仍能保持清醒。

炮兵的介入，将所有这些不确定性，简化为通过通讯器把精确坐标报给后方的一个简单指令。

剩下的，便全部交给那些隐蔽在数公里之外、不曾与敌人直接对视的炮位里的重型火力。

炮弹从炮膛里冲出去时的轰鸣，那股震彻灵魂的低沉巨响，即便隔着几公里，也能清晰地传到前线的指挥室

。那声音沉重得像是大地深处被某种远古巨兽猛然撼动，带着一股毁灭性的压迫感。

若是采用曲射的迫击炮，弹体划出的轨迹在夜空中更藏着巧妙的劲道。它们无需费力去穿透机枪阵地正面那厚重的掩体，只消从漆黑的夜空里，带着“咻咻”的低啸，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态势直坠而下，精准地砸在敌方机枪阵地的战壕深处、掩体背后的工事内部。

哪怕是那些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坚固工事，也能在那股恐怖的冲击力之下，被瞬间掀翻顶盖，内部的守军连同他们的重机枪，都将在爆炸的烈焰与冲击波中化为血肉模糊的残骸。

这种方式的稳妥，其核心在于“从头顶落下的摧毁”，它完美避开了重机枪直射火力的锋芒，将所有可预见的风险，都精确地压在了后方的火力校准与情报支援上。

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前线人员的伤亡，无需让珍贵的生命去填补战术上的僵局。

对于陈树生这样，将资源消耗与生命损失都视为冰冷数字的指挥官而言，这无疑是他心里“最不亏”的选择。那不是怜悯，而是高效，是一种为了达成目的，而对投入与产出进行最严苛计算的，冷酷理性。

即便是最稳妥的策略，也总有不得不冒的险——那是在战术图板上，以血肉之躯勾勒出的、不得不承担的必要牺牲。远距离狙击，便是其中最为冷酷也最考验人性的选择。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这是轻松的活计，其致命的危险并非来自某个遥远的弹道，而是深藏在“距离”这两个字本身的含义之中。它像一根看不见的、却又坚韧无比的绳索，将那个匍匐在冰冷地表的狙击手，与那具吐着火舌、喷洒死亡的重机枪手，牢牢绑在同一片生死场里。

狙击枪那能够精准击中目标的有效距离，同时也是重机枪弹幕足以无情覆盖的绝望范围。

当狙击手为了那致命的一击，不得不将自己彻底伪装，匍匐在积着薄霜的断墙之后，枪管小心翼翼地裹着与地形融为一体的伪装布，连每一次肺部的收缩与扩张，每一次胸腔的微小起伏，都必须紧贴着地面，生怕哪怕一丝细微的动静，都会暴露自己的位置。

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与极度压抑，是与死亡擦肩而行的每一次呼吸。

而与之对峙的重机枪，却能嚣张地架设在加固的掩体深处，享受着钢铁与混凝土带来的虚假安全。

他们的观察员，如同猎犬般，以超人的警觉捕捉着战场上半分异常——或许是狙击镜反光瞬间的一抹幽光，又或许是风吹动伪装布时，那角度不对的微末晃动。

一旦锁定，重机枪的枪管会立刻以一种冰冷而无情的速度转过来，弹幕如同一场狂暴的钢铁暴雨，瞬间扫过那片狙击手可能藏身的所有区域。泥土、碎石，甚至断墙的残骸，都会在那毁灭性的冲击力下被瞬间掀起来，连潜伏过的痕迹都能被彻底抹去，只剩下焦土与碎屑，无声地诉说着一场被瞬间终结的悲剧。

这种危险，从来不是“可能会发生”的概率性事件，而是“只要踏入这片区域，就必须时刻提着心”的铁律。

它以狙击手的极致精准，对抗重机枪的绝对压制，本身就是在刀尖上找寻那份脆弱的平衡。

稍有差池，便是身死道消，甚至连一次撤退的机会都不会被给予。

陈树生将铅笔轻轻放在战术板旁，指尖在那代表“稳妥”与“危险”的两种标记之间，短暂地顿了顿。

那不是犹豫，而是一种深邃的权衡，是对两种同样残酷的代价进行的最严苛的计算。

他不否认可以将攻坚任务交由狙击手，因为每一种在战场上被实践的方法，都浸透着硝烟与牺牲的冷意。在他的哲学里，没有绝对的“好”与“坏”之分，只有“是否能让更多人活下来”这一把冰冷的标尺，丈量着每一个决策的重量。

炮兵的炮弹能让敌方阵地瞬间哑火，以强大的火力撕裂防御，但其效率却要等待通讯的精确衔接，等待后方火力的严密校准，每一次延迟都可能意味着前线付出更大的代价。狙击的子弹能以超人的精准敲掉最关键的机枪手，瓦解敌人的核心火力点，却要赌狙击手能在暴露于敌方视野之前，完成那致命的射击，赌他能否承受那份极致的压力与孤独。

没有人能够说清，在哪种特定的情境下，哪种选择会更“对”。

战场只认最终的结果——是炮弹先划破夜空，以不可阻挡之势砸中目标，将威胁彻底清除；还是重机枪的观测员，先一步揪出潜伏于泥土中的身影，以死亡的弹幕将其吞噬。

而陈树生之所以不否认任何一种选择，不过是因为他深知，无论选择哪一条充满血腥与未知的路，最终要守住的，从来都只有一个——那就是“别让攻坚的代价，压垮了活着回去的希望”。

那不是仁慈，而是一种对生存资源的极致保护，一种在这片废土上，维系脆弱火种延续下去的，最为冷酷的效率。

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，世界前十的远距离枪械狙杀其中就有重机枪，在两千米左右的距离仅仅一枪就远距离狙杀了目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