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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老乡亲（第6页）

是啊，他和媳妇住的这一间，东西，包括被褥，旧是旧了些，还算干净齐整。不用说，他是怕媳妇唠叨，这才常常收拾的。厅屋，媳妇去不了，看不见，他从不打理。

一行人从屋里出来，他又贴上副县长。他长得比副县长要高，可故意低下身子，低过了副县长。说话也是低声下气的，脸上满是悲伤，说着说着，就要下跪。就在这时，两个孩子回来了。他连忙直起腰，脸上也换上高兴的表情，还有些大男人的样子。

走访组一行人出了院子往右走，这是要出村子了。在路上，副县长对众人说：这家伙有意思，在我们面前哭丧个脸，一点没个男人的样子，在自家娃面前，他还有点骨气。

村干部说：真是没招了，好吃懒做，成了精了。要不够，喂不饱。整日里东晃晃西转转，真的是游手好闲。平常话不多，只要上面来了干部，他就刚才那副模样。

扶贫干事说：我们冤死了，帮来帮去，在他家花的心思最多，下的力气最大，可从不说我们个好。你瞧瞧，上个月送的米面就在厅房里，他就是不承认。每次群众满意度调查时，他给我们打的分最低，没一句好话，想方设法说我们的不是。你看看，人长得老实巴交的，再加上说得可怜，上面来的人还真就信了。

副乡长说：就是个活宝，真想让他自生自灭。可再想想，也是怪可怜的，媳妇啥也干不了，还是拖累。他是有病，可主要是他不上进。什么招儿我们都想了，没用。

他站在门口见一行人拐弯上了大路，就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，点着后，猛吸了一口，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往右走。

他去继续打牌。

天天写字的流浪汉

一年四季，一件黄色的旧式军大衣不离身。一天到晚地练字。

地点就在县城一家饭店一侧的大理石板上，旁边就是县城的中心大道。县城里楼层和档次都最高的饭店与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，自然形成强烈对比。他那安静的身影与热闹的大街，又是强烈的对比。在我眼里，他像一座孤岛，又像遗落在白天里的夜晚。

他出现在县城，应该有些时日了。再新奇的人和事，时间长了，总会走向平淡无奇。而他每天的形象都一样，从没有变化，那就更容易被人们漠视。走过的人，包括那些好奇的小孩子，眼中都没有他的存在。他沉浸在他的世界里，只是没人知道他的世界里是什么样子。

我第一次见到他时，没敢靠近他，也没敢停下脚步多看会儿。

陌生所带来的恐惧，常常是巨大的。那天，我来来回回走了七八趟。

有时，我会专门去看看他。每次都是假装路过，但故意放慢步子，目光像侦察兵一样精准扫描，但又不想被他发觉。其实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他基本上都是趴在那儿写字，聚精会神，周围再大的动静，也没法吸引他。坐实了这样的观察，有时，我会站在他的身后，悄悄看会儿。还有一次，我站到他的侧面，以最近的距离看他究竟在写什么。他面前是小学生用的那种作业本，也有白纸，还有一本小学课本，带插图和拼音的那种。他写的字，都是课本上的。他趴得很低，笔端几乎就靠着下巴，有时用铅笔，有时用圆珠笔，字写得歪歪扭扭的，但力道很足，每个字都像是刻的一般，一行一行排得还算整齐。他一直在写字，姿势没有因为我在身边而走样。我坚信，他是知道我在的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以前写的每一张纸，他都带在身上。别看他天天写很长时间，其实一天也就写十来个字。那天，他从挎包里把他写的纸全拿出来让我看。那些纸就像他人一样，皱巴巴的，脏兮兮的，可他宝贝着呢。我一页页翻了看，许多字都是重复的，我试图找出规律，但终究没能发现什么。

我几次想和他说说话，但一直没有鼓起勇气，因为我不知道走进他的世界后，我会怎样。入冬的第一场雪中，我去了，可没见到他。这以后，我一个冬天都没有见到他。有次和民政局的人聊天，不知怎么就提到了他。民政局的人说把他送到省里定点的遣送站了，但没人知道他家在哪里，估计还在遣送站呢。

来年开春后，他又来了。

在我看到他的当天下午，我终于蹲在他对面。我递给他一支中华烟，他接过去看了看，就夹在右耳上了。他的头发如杂草一般又脏又乱，脸上布满污垢，那烟如一束光横在耳朵上。我又递上烟，这回是两支，我的意思是他还可以在左耳上夹一支，另一支可以抽的。他仍旧没说话，但明白了我的意思。我凑上前替他点烟，他没往前靠，抽了一口后，面对我坐了下来。我蹲在台阶上，他坐在平台上，他高我低，就是这样，我也看不到他的眼睛，他是故意低着头的。他偶尔会抬起头看看我，眼睛里有光，我甚至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我。眼睛，是他身上唯一清澈的。显然，他精神很正常，不是人们认为的疯子。我甚至想，他的思维比我还敏捷，只是他努力在隐藏。

我问他晚上睡在哪里，他指指远处一幢烂尾楼，还是不说话。

我说：你不愿意说话，是怕别人听出你是什么地方的人，然后把你送回去？他把抽了一半的烟掐灭了，放在课本上。然后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我以为他至少年近60了，他用手势告诉我，他45岁。

我把口袋里那包烟全给了他。他没接烟，而是看着我，露出疑惑的眼神。我说：给你，我还有呢，多着呢。其实，我没有了。他接过烟，装入大衣里面的衣服的口袋，然后双手合十向我致谢。

那天，一直是我在说话，他像哑巴一样点头或做手势。我起身走的时候，他突然说了句谢谢，但我没能听出是什么地方的口音。

他那地儿，我很少走路时经过，有时坐车经过时，我会看一眼他。匆匆而过，他是静止的，可我觉得我们是互为过客。

我当然会去看他的。不过，多半是装着路过的样子，故意贴着马路边走，这样可以离他远些。我是不想被他发现，可每次他都能知道我走过。他还是趴在那儿，左手压在纸上，右手的笔按在纸上，只是头稍稍抬起侧一下向我瞄一眼，然后继续写他的字。

我平均一周会专门去会他一次。周几不固定，早中晚也不固定。固定的是，他坐在平台上，我蹲在台阶上。我也几乎不说话了，我们就面对面抽烟，如同两个相识多年的知心好友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我说要送他衣服送他吃的，可他使劲地摇头，并举高手里的烟。有次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裹的包，里面包了好几百块钱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不缺钱，不要我买东西。

我知道，我需要这样的时刻。和他在一起，我可以忘记我在西部高原，可以忘记我在漂泊。有时，我的眼前不再是他，而是家乡村里的某位老人。有时，他又是另一个我。每到这时，我极度恍惚，但内心又无比安宁。

又到了冬天，他又从我眼前消失了。这一次是彻底消失了，直到离开临潭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

临潭三年的工作和生活，许多人和事留在我的记忆里，而且会永远清晰下去。不过，极具画面感的细节似乎不多，有些已经模糊不清。但和他在一起的情形，我一直记得很清楚，真的仿佛就是在昨天。

现在，每当想到临潭，我一定会想到他，一定会想到我们一坐一蹲默默地抽烟。他的身后是县城最好的饭店，我的身后是县城最热闹的大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