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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忽必烈建元 改国号元君临天下（第3页）

吐蕃：1247年，蒙古灭吐蕃教派政权“萨迦”，忽必烈封八思巴为“帝师”，设立“宣政院”管理西藏宗教与行政事务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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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外：元军曾三次征伐日本（1274、1281年）、两次征伐越南（1257、1284-1285年）、一次征伐爪哇（1292年），虽均未成功，但扩大了元朝的国际影响力。

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年），元朝疆域达到极盛：“北逾阴山，西极流沙，东尽辽左，南越海表……汉、唐极盛之际，有不及焉。”（《元史·地理志一》）

3。2

多元一体的治理：从“四等人制”到“经济重心南移”

元朝的治理，既体现了“华夷一体”的政治智慧，也暴露了民族政策的局限性。

（1）“四等人制”：等级秩序下的平衡术

元朝将全国人口分为四等：蒙古人（第一等）、色目人（第二等，包括西域、中亚各族）、汉人（第三等，指原金朝统治区的汉人、契丹人、女真人）、南人（第四等，指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）。这种等级划分表面是“民族歧视”，实则是忽必烈平衡各方势力的策略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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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古人：占据中央要职（如中书省、枢密院），掌控军事与政治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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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目人：因“善理财”被重用，负责财政（如阿合马、桑哥）、外交（如马可·波罗）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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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人：多为地方官员（如知州、知县）和文人，承担赋税与文化传承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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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人：地位最低，但人口最多，是农业与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。

这种制度虽引发汉人不满（如元末红巾军起义），但在当时却有效整合了多元族群，避免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。

（2）经济重心南移：漕运与海运的突破

元朝的经济命脉在江南。灭南宋后，元廷继承了南宋“税粮甲天下”的优势（每年从江南征收约400万石粮食），但面临运输难题：陆路运输成本高、效率低，必须依赖水路。

为解决这一问题，元廷建立了两大运输体系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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漕运：疏浚京杭大运河（原隋唐运河），从杭州至大都（北京），全长约1794公里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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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运：开辟从刘家港（今江苏太仓）至直沽（今天津）的海上航线，利用季风将粮食北运。

据统计，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年），元朝海运粮食达163万石，超过漕运总量（《元史·食货志一》）。这两大体系的建立，不仅保障了大都的粮食供应，更推动了南北经济的融合。

（3）文化包容：从“汗八里”到“世界诸城之冠”

大都（今北京）作为元朝的首都，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写道：“汗八里（大都）城之规模，诚伟大无比……百物输入之众，犹如川流不息。”（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）

大都有三大文化特征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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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宗教并存：佛教（藏传佛教萨迦派为主）、道教（全真派）、伊斯兰教（回回人）、基督教（聂斯脱利派）均被允许传播，大护国仁王寺（藏传佛教）、白云观（道教）、清真寺（牛街礼拜寺）等宗教建筑林立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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